优恪网>深度>正文

从亲密到生分: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

2016-11-24 18:22:03 优恪网 分享

[摘要]清华方面,王、梁二导师逝世后,事故屡出,国学研究院风雨飘摇。

从亲密到生分: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

在陈寅恪研究中,陈与傅斯年的关系总感觉有些疙疙瘩瘩、不太清楚的地方。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以及一些友朋回忆文章,还是感觉资料缺乏,解不开那些疙瘩。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王汎森、潘光哲、吴政上三位先生主编的《傅斯年遗札》(以下简称《遗札》)依托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,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,从某个角度讲,呈现出一个“傅斯年的世界”,也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这段“伟大而曲折的友谊”提供了可能。

《遗札》的编辑整理非常有特色。以往我们见到的书信集,不管是单方面的,还是友朋往来的,编排上面是一水儿的以人头为单位,在每个人下面再以时间为序。这样做最方便。《遗札》的编排却是以时间为顺序,公牍、电报、私人信件,一律以时间顺序编排,你就会在时间的经度上看见史语所是怎样一步步建起来,看见友谊是如何逐渐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渐产生,看见傅斯年从他自己的历史里一步步走出来。看完之后,你会产生北京人说的“全须全尾(读若乙)儿”的感觉。这正是它编排上的成功之处。大陆出版界普遍的“趋易避难”,什么事都选择最方便的做法,不考虑这样做是不是“最好”。相形之下,便有“上下床之别”。佛教里说“方便出下流”,“下流”不是耍流氓,是“落在下游”,是“睡在下床”。习惯于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陆出版界的现状。《遗札》的整理,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这些信件、电报、公牍原来的格式,提格、提行、空格、小字,尽可能地保存书仪,加着重号的还加着重号,涂乙情况亦作说明。总之一句话,就是“不嫌麻烦”。这四个字轻轻巧巧,但足以令人产生敬意。

陈、傅二先生的友谊,简单说,经历了三个阶段,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,联系紧密;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,出现裂痕;抗战胜利,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,进一步疏远。以下就这三个阶段略加梳理,并就几个疑点略加分析。祛疑传信,为所追求;设身处地,是其方法。然陈寅恪曾跋俞樾《病中呓语》云:“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,疑若不可以前知。”陈先生探究历史,时时若探究人事。其深赜相类,我们探究这段人事,认识这段历史,同样有无限障碍。夷犹逡巡,不敢自是,读者鉴之。

蜜月

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交好。1926年陈寅恪先行回国,至清华国学院任教,一归即成名。傅斯年亦打算回国,1926年5、6月间,傅斯年从柏林给在巴黎的何思源、罗家伦写信说:“百年回我的信寄上……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。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。”(《遗札》31页)其时陈大齐(字百年)掌北大哲学系,傅从这里出来,也希望回去。但陈大齐备称系里的事这也难办那也难办,傅尚未开口,先被关住了嘴。11月9日又给罗家伦写信说:“接到百年先生回信,仍是葫卢题。我真不能再忍了。”只好另做打算,信里说:“到清华本无不可……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,因彼处我畏王静菴君。梁非我所畏,陈我所敬,亦非所畏。……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,最不宜奉扰。”(《遗札》72页)

这里说的不想去清华,有两个原因,一是坦白承认怕王国维,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自陈,留学七年,“有一年半大用功,便可得我已得者”,参与其他事费了时间;又“懒得世上无比”,五六年不作一文(《遗札》36页)。二是与陈寅恪关系不错,但怕陈不管这种闲事情。作此信时,傅已回到祖国。11月14日再写信给罗家伦的时候,已是“上海寄南京”。

傅斯年最后没去清华,去了广州。1927年初,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,开始了他的“大干一场”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中山大学忽然“易为校长制”,戴季陶为正,朱家骅副之。政治上戴撑起来,事务上全出于朱,而朱“全听傅孟真”。傅先生办事勇猛,准备与顾颉刚、杨振声筹备中山大学研究院,先竖起一面大旗来。中山大学里面也风雨飘摇,有人夺权,此事未成(《遗札》78页)。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,同意建立“中研院史语所”。在1928年4月,任命傅斯年、顾颉刚、杨振声为“史语所筹备员”。

责编:优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