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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支持下的两广军阀“北上抗日”闹剧

2016-11-22 15:34:45 优恪网 分享

[摘要]据历史学者鹿锡俊教授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发现之档案,湖南省主席何键曾向日方告密,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机密。

政治游戏必有口号,政治口号必有表里,不可轻信。1936年,“抗日”口号被两广军阀喊得震天响,结果却上演了一场日本人支持下的“北上抗日”闹剧,可谓典型。

两广军阀取得日军谅解后,玩“北上抗日”游戏

1936年6月1日,以陈济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领袖的粤、桂军阀,领衔发布“通电”,痛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消极抗日,宣布将率军“北上”,与日寇决一死战。两广军队随即侵入湖南,与中央军对峙,内战一触即发。此即“两广事变”,又称“六一运动”。事变的发动者事前事后虽竭力辨称其目的在于“北上抗日”,但史料证明,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。

1、陈济棠称其目的是“北上抗日”,且抱怨得不到中央和国人的理解

陈济棠是“两广事变”中的粤军领袖,有“南天王”之称。在《陈济棠自传稿》中,陈氏如此解释当年那场事变中自己的“动机”:

“(民国)二十五年六月,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,抗日时机亦已成熟,乃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。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,并饬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,分别援助马占山之抗日军,及韩国革命志士,以增强抗日声势。而中央认为时机未到,制止余之行动。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,诸多忖测,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,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,遂即发表通电,自动下野赴港。”

2、李宗仁则辨称桂系乃被迫卷入,事变起因是陈济棠担忧中央“要彻底解决西南”

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领袖同为“两广事变”发动者。1936年初夏,桂系“总参谋长”李品仙曾秘密入湘,试图游说、联络湖南军阀何键一同“北上抗日”;白崇禧赴广州参加胡汉民葬礼时,亦曾鼓动陈济棠:“应当乘此时机,借抗日为名,发动反蒋,……举起抗日救国旗帜,假道长江北上抗日,蒋无名阻止我方前进,师次武汉,转向东进以取南京,假途灭虢,是为上策”。但李、白诸人事后均竭力否认此点,仅承认桂系是被动卷入。譬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,即称“六一运动”“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”;桂系曾力劝陈氏“不可妄动”,但奈何“陈济棠意志坚决,势在必行,无法挽回”,而“两广原属一体,广东一旦发动,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,也必被拖下水。广西如果毅然参加,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,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日军支持下的两广军阀“北上抗日”闹剧

广东军阀陈济棠。陈发动“两广事变”前,曾找人卜卦,得出蒋介石“气数已尽”、熬不过1936年的结论。

李氏在回忆录中撒了一堆谎,但同时也披露了部分真相。李氏说:陈济棠之所以发动“两广事变”,有两个原因,一是胡汉民死后,“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。西南有所行动,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。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”;二是“济棠获得情报,认为中央处心积虑,要彻底解决西南。济棠忧心如焚,乃先行发动。……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,各个击破,何妨抢先一步,采取主动呢?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,向中枢作兵谏的,便是掮起抗日大纛,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。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‘六一运动’的最主要的动机!”

3、陈、李诸人或避谈事变前与日方的接触,或自称接触时“总是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”

李宗仁戳破了陈济棠的“北上抗日”论,但对“北上抗日”曾获得日方谅解,并曾得到日军实际援助这一史实,仍避而不谈。

自粤、桂军阀奉胡汉民为领袖,西南势力与南京中央长期处于对抗状态。策动西南“独立”或“自治”,一直是日军对华工作的重点。自1932年后,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联络接洽,前后不下百人之多。较重要者有: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;1933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、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;1934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;1935年2月,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;3月,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,4月,再赴广州拜访邹鲁、陈济棠,5月,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、白崇禧,征询其对“中日亲善”的意见后,返港再访胡汉民;6月,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;同月,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、陈济棠,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……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,则未可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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