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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诞辰150周年:少一点鞭挞,多一点理解

2016-11-12 19:47:44 优恪网 分享

[摘要]谨以此文,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。

短史记第566期

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。但民间动静不大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乃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“反思孙中山”在民间知识界蔚然成风。闻孙文之名即掩鼻摇头而走者甚多。

孙氏此般遭遇,实是“时代意见”遮蔽了“历史意见”的结果——按钱穆的说法,“时代意见”乃是站在今人之立场,重在浇现实之块垒;“历史意见”则是站在古人之立场,旨在体察历史发生的真实逻辑。在今日民间知识界的“时代意见”里,孙氏的一生,是充满了争议的一生。但若是回归“历史意见”,却又不难发现,孙氏充满了争议的一生,恰是在“知难行易”中不断进化(或者说是纠错)的一生;这种进化,在方向上与时代同调,在步伐上却较时代更为超前。

试以孙氏一生最重要的“三民主义”及其所受非议最深的几个问题,综而言之:

批评孙中山“出让满洲”者,多半并不了解孙的“民族主义”的进化史

在1911年之前,孙中山为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,曾一度不惜“出让满洲”。此事有诸多史料可证,毋庸赘述。大陆学术界自90年代以来,对此事也已不再避讳,如杨天石曾言:“诚然,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,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,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但是,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,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,这应该也是事实。”

“出让满洲”之说,对孙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。学术界较常见的意见认为:孙是为了“革命的短期利益”,而选择“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”(俞辛淳)。这类意见其实并不符合史实。

事实上,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分界线,孙中山在“出让满洲”一事上可以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。前一阶段,孙的意见带有“割让”性质;后一阶段,则收缩为“租借”、“委托”性质。如:1898年,孙中山对内田良平说:“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,革命成功之时,即使以诸如满、蒙、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,当亦无不可。”1900年惠州起义前,孙访问日本女界名人下田歌子,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,下田称:“革命成功后,须将满洲让与日本。”孙答:“可以”。“悉与”“ 让与”等词,都透漏出“割让”之意。1912年,孙与日人森恪密谈,据森恪之秘密汇报,内有“孙已同意租借满洲”之语;1915年,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,亦强调“东三省是中国领土,主权仍属于中国”“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,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。”

这种转变,自然与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。但更重要的因素,则是孙中山“民族主义”观念的巨大进化。在1890年代,孙中山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张之洞等,俱以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来看待清廷和边疆地区。谭嗣同则抨击“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,无所爱惜”,在时务学堂散播排满思想,主张变卖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作为救国之资;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《日本变政考》一书中,建议光绪卖掉边疆之地来为变法筹措费用;张之洞在甲午之战后,也主张向英俄割让边疆之地以获得援助来报复日本。孙1898年向内田良平说“以诸如满、蒙、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,当亦无不可”,也是这种“华夷之辨”边疆观的产物。

至1900年代,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野知识界引入西方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,倡导“民族主义救中国”,激荡“排满”思潮。1906年,孙中山对日人说出“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,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”这样的话语,正是这股以“排满”为核心内容的“民族主义救中国”思潮的产物。

至辛亥年前后,梁启超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。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“中华民族”一词,与“排满”思潮决裂。孙因现实需要(革命党人以“排满”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),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“排满”,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》,主张“合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诸族为一人”,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。自此之后,保有“满洲主权”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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