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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追求“最理想国民党”的三次试验

2016-11-09 20:02:47 优恪网 分享

[摘要]孙中山一生充满争议。其效仿苏俄改组国民党,尤其是争议的焦点。不过,若能抛开种种“浇现实之块垒”的冲动,体察孙氏寻求“理想中的国民党”的具体过程,当能于争议之外,多一点同情之理解。

孙中山追求“最理想国民党”的三次试验

短史记第565期

同盟会只是一个“革命大拼盘”,组织松散,令孙中山有名为党魁实乃傀儡之感

革命不能单干,而须倚仗组织。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。孙氏早年所组之兴中会,只能算是志同道合者的一个简单、松散的联合体。据其章程,会员对组织并无明确的义务;组织也无约束会员的基本权力。①

至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,虽然曾被教科书定性为“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”,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“革命大拼盘”,只是诸多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。因为只是简单联合,故同盟会虽有纲领、有口号、有总理、有会员,但其领导体制,却从该会成立之日起,即已陷入瘫痪。

按同盟会章程,其领导体制,采行总理领导下的三权分立。本部暂设东京,以总理为最高领导人,任期四年。总理之下,本部设执行、评议、司法三部。执行部掌行政,由总理直接领导;评议部掌立法;司法部掌执法。三部独立行使职权,立法、执法分割,总理的权限受到高度制约。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机构,由选举产生。②

若同盟会乃执政团体,则上述领导体制自有其优越性。问题在于,它是一个以“造反”为本职的秘密革命团体,且系由诸多小革命团体拼盘而成。权力如此分散、运作如此繁复,其无法满足“革命”需要,是必然的。据执行部书记田桐披露,“当时以秘密结社,最忌手续繁复,稽考时日,司法、评议二部,尤难实行。”为迁就现实需要,评议、司法二部自成立之日起就“未曾独立行使职权”。③

9个月之后,新修订的同盟会“总章”废除了司法部,取消了评议部弹劾总理的权限,并对总理的权力略作提升,使其拥有“提议于议会,并批驳议案”之权。但即便如此,同盟会的运转也还是无法摆脱瘫痪。核心原因有二。1、总理及其直接领导的执行部,没有约束会员的权力;2、盟内会员亦缺乏服从组织的自觉。如宋教仁因不满孙中山之行事风格,即径自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职务,前往辽东运动“马贼”。再如孙中山虽为同盟会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未来的国旗样式,但辛亥年时,共进会在武汉所用乃十八星旗,陈炯民在惠州所用乃井字旗;陈其美在上海所用乃五色旗。足见无论是孙个人,还是同盟会总部,均无力约束会员与内部团体。会内诸人之间的关系,仍停留在一种“以义相合”的程度,即孙中山所谓的“徒以主义号召同志,但求主义之相同”。

面对此种状况,孙中山深感痛苦。在他看来,自己名为党魁,实际上乃是傀儡:“当时党员虽众,声势虽大,内部分子意见纷歧,步骤凌乱,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,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,致党魁则等于傀儡,党员则有类散沙。”④谭人凤亦承认,在同盟会里,“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”。没有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组织监督,总部无力约束会员及下级组织,会员及下级组织也不必向总部履行义务。孙作为总理,也只能靠革命理想、传统道义和个人威望来引导会员的行动。

孙中山的痛苦,其实也是黄兴、宋教仁等人的痛苦。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,黄兴总结教训时说道:“广州之败,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,纯慕文明参议体制。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,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剧。不知发难之事,非专断不可,一容异议于其间,立可见其破败。”⑤1911年,宋教仁等人另起炉灶成立“同盟会中部总会”,亦责备同盟会总部“有共同之宗旨,无共同之计划;有切实之人才,无切实之组织也。”⑥如此,再重新审视孙宋二人的互相指责——宋责备孙身为总理行事专断,不能使同盟会团结一致正常运转;孙责备包括宋在内的一般会员无服从组织之觉悟,致同盟会形如散沙——即可知纠缠谁对谁错是不必要的事情。孙宋的互相指责,只因彼此所处的立场(总理vs会员、内部团体领袖)不同罢了。同盟会领导体制不变,无论孙、宋,其实都无能为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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