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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和周有光的争论:要不要简化汉字?

2016-11-02 16:12:19 优恪网 分享

[摘要]周老对我说,他的《双文化论》在《群言》上发表后,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;而我的这篇文章,因为是与季先生的“河东河西论”对比着写的,引起许多人的注意。

季羡林和周有光的争论:要不要简化汉字?

季羡林

一“双文化论”和“河东河西”论

2008年端午节,我以“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”校友的身份,第一次登门拜访周有光老人。那次拜见,相聊甚欢。除了叙旧,我也将一些思想文化上难以索解的问题,向周老请教。

临别,周老送给我几本书,其中有《百岁新稿》《学思集——周有光文化论稿》等。周老对我说,他85岁退休以后,“离开专业的井底”,每日大量读书看报,撰写文化“杂文”,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。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。

回来后,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,感受到周老在历史、文化、现实诸多领域,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。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“双文化”观点。大意是说,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“共创、共有、共享”的共同文化,正在突飞猛进,覆盖全球。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,享受“双文化”生活。

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,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,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。那天,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的观点。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,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;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,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,难以穷极分析下去。从而,他得出“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”的结论。访谈后,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接过文化传递棒》的文章,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(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,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《书边人语》)。

时值上个世纪末,季羡林先生的“河东河西”论,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,可谓盛传一时。但接下来,学界不断有人发文,对此观点提出质疑。我读到周有光先生“双文化论”的时候,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,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“东西方文化的矛盾、冲突、融合与发展”问题呢?细读周老的书,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“双文化论”,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。

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“东西两分法”。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,有东亚文化、南亚文化、西亚文化、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。文化的流动,不是忽东忽西,轮流坐庄,而是高处流向低处,落后追赶先进。这样,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。

周老显然不赞成“河东河西”论。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——天不变,地不变,道亦不变。三十年河西,三十年河东,往返迁移;不是西风压倒东风,就是东风压倒西风,轮流坐庄。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,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,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。

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,而是不断发展的。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:经济方面: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;政治方面: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;思维方面: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。在这个过程中,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,它经历了文艺复兴、宗教革命、产业革命、民主革命,从“中世纪”逐步走向“现代”。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一系列发明和创造,改变了人类的生活。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,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。但它不是封闭的,而是开放的,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,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。

有了现代文化,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。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。现代人是“双文化人”,既需要现代文化,又需要传统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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